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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回忆
作者:第一届武胜县政协主席 张明才 来源:武胜县政协 发布时间:2020年12月21日 点击数:

一九八零年十二月,武胜县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胜县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先后召开。之所以说是第一届,因为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一九四九年新政协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县级未设立人大和政协这两个机构。粉碎“四人帮”后,为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建设,中央才决定在县一级设立人大和政协。

武胜召开“两会”,庄重而严肃,不搞任何花架子,一未放鞭炮;二未拉横幅;三未搞迎送、宴请。政协充分体现了三性:一是人民性;二是政治性,政协是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团结、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围绕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开展工作;三是协商性,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政协委员都是通过协商确定的。当时,县级民主党派很少,武胜只有民盟,且人数少到不足以成立支部,武胜与岳池合建民盟支部,更无其他民主党派了。因此,武胜县政协成立时,界别基本都以产业和社会分工来划分,如工商组、农业组、文教卫生组等。按当时规定,政协委员中非党员要多于党员,所以县政协各界组中,也多是党外知识分子。以县政协领导班子而言,五个正副主席,共产党员只有二人,三个都是党外的。我是政协主席,是武胜县委副书记,另一个党员副主席罗纯一,是老资格的地下党员,三个党外副主席分别是:程仲达,武胜民盟支部主委;黎蜀乾,民盟盟员,武胜农业科技的领军人物;吴传玲,无党派,武胜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程仲达主持县政协日常工作。

新成立的县政协如何开展工作?我们从党的方针政策中定位置、找方向,从外地老政协学经验,找办法,从自身实践中创新路。经过较短时间的探索,就赢得了社会各方的赞誉,甚至坊间有一种传闻:“政协硬是镇得到邪”。一九八二年下半年,南充地委统战部在武胜县召开了全南充地区各县市(包括苍溪县)统战和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我在会上有一个题为《学习·信任·支持》的即席发言,参会人员纷纷要求翻制录音,我不同意,还是有一些县翻录了。地委统战部根据录音整理的书面稿送省委统战部,省委统战部决定特邀我参加省上即将召开的全省县级政协党外副主席工作座谈会。省委统战部还在省委召开的全省统战工作会上,以参阅文件的形式印发了《武胜县委加强领导,统战工作出现新局面》的文章,分发给到会的每一位同志。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肯定了武胜县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充分发挥党外各方面力量而取得的成效。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当年和我一起战斗过的各位战友,感谢武胜的父老乡亲对我的哺育!转眼间,四十年过去了,武胜给我留下的美好回忆,永远不会忘记。

在武胜县政协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拟出专集,以资纪念,要我写一些回忆文字,由于年事较远,好多事已记不起来。我反复阅读了一九八二年下半年我在地区县市统战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四十年前的一幕幕往事又重现眼前,重读这篇讲话,着实使我激动了一番。我认为这篇讲话可以客观反映当时武胜政协的一些情况,建议将此文收入集子。

最后,祝武胜县政协工作越做越好,取得更大的成绩!祝武胜明天更美好!

附:

学习·信任·支持

——在南充地区县市统战和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的发言

学习

过去武胜县无政协组织,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份,武胜县才成立了政协,县委分工,我分管统战工作,通过协商,决定由我作政协主席。选我搞政协工作,真有一点畏惧,按照过去的习惯,老同志、德高望重的同志才有资格作政协主席,全国政协的主席最早是毛主席,后是周总理,当然我们不能和中央比。各级政协的负责人、主席,都是德高望重、有点名气的老同志来担任。作为我这样一个人微言轻、资历浅薄、知识贫乏、经验甚少的人来讲,确实感到胆怯。但想到统战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就抱着在工作实践中学习、向工作对象学习的态度,大起胆子来当这个政协主席了。

人民政协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的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一切爱国力量的统战线组织。政协工作联系着各个方面,我们武胜县政协就由十五个方面组成,工、农、商、学、兵都有。要同这么多方面接触,这就是我学习的极好机会。

在工作实践中,在和各方面的接触中,在与党外的同志做知心朋友中,确实感到大有学头。我们赴合川学习,感到政协工作大有做头,做好了政协工作,对四化大业大有好处。合川政协的经验,给我们以鼓舞和力量。在同党外人士交朋友中,了解到了他们有许多优点,都是我不具备的,他们都是我的老师。耀邦同志讲统战工作十个方面的对象,有很多优点,其中主要有三条:第一,他们比较有知识;第二,他们有比较广泛的社会联系;第三,他们还有为国家出力的强烈愿望。这三条,我认为是从总的方面说的,具体来讲,他们是具有很多优点的。我们的政协副主席程仲达同志,他活到老学到老的治学精神,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何惜老病献余年的献身精神都是我远远不及的。我们在一次交心谈心中,了解到他在花甲之年,还自觉地学习外语,学习各种文学艺术知识。他讲:我当了副主席,开会的时间多了,如果不抓紧时间学习,知识面太狭窄,就必然形成“开会必到,到必发言,言必荒谬”,他把这几句话作为座右铭来警戒自己,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育。我不恰恰就是这样的情况吗?我分管的工作比较多一些,驻机关的时间较多一些,请开会,请讲话的机会也就多一些。由于我讲话的机会多,开会必到,到必发言,很可能是言必荒谬。是不是事事荒谬,当然不一定。如果不加强学习,也必然走上言必说谬的道路。从程副主席的谈话中,使我受到了教益、就是要加强学习,要谦虚谨慎。宋朝有个抗金英雄李纲,写诗忧国忧民,有首诗写道:“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愿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年岁较高而又患支气管炎的程仲达同志,就是按照这首诗来实践的。他讲:“自己为人民工作的时间不多了,曹孟德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算不上老骥,还称得上一条老牛,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为人民服务就要像牛一样勤勤恳恳地做工作。”他套用李纲诗的最后两句勉励自己,他讲:“但得四化宏图展,何惜老病献余年。”程仲达同志这种献身精神是多么感人啊!我比程副主席年龄要小将近二十岁,就更没有理由不勤勤恳恳为人民工作了!

副主席黎蜀乾同志,1957年错划为右派,冤屈二十多年,但他对党对人民的事业一直忠心耿耿。我和他交心的时候,他讲六一、二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向自己的知心同志倾吐了入党的要求,当时不存在右派改错的问题,说他当时想得很天真,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入党。这件事说明了他的思想境界崇高,对党是热爱的,对社会主义是坚信的,对人民的事业是忠心耿耿的。二十多年来,他一心扑在科研事业上,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我和蜀乾同志可以说是做到了无话不谈,成了知交。

我从他那里听到了不少我直接听不到的意见,对县委工作的一些意见,对我的意见。他作为不驻会的政协副主席,除了搞好本职工作外,还非常关心政协工作,挤出不少时间做了大量的政协工作。政协开展的活动,不少点子都是蜀乾同志提出来的。

副主席吴传玲同志,过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对她刺激很大。因此,当1980年12月协商她参加政协时,她思想不通,这个不能怪她本人,只能怪过去“左”的政策对她不公平对待。通过学习党的统战政策,她的思想通了。她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在县医院做副院长,管业务,担子很重,但她仍然抽很多时间参加政协活动,积极抓好政协工作。因工作关系,她过去搞业务、当医生,做政治工作的机会不多,任职以来,她勤恳学习,政治工作上进步很快。

还可以举出不少例子,比如政协常委周湘生、秦郁等同志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周湘生同志搞中药材炮制,在南充地区都是屈指可数的,为地区、为县上培训技术人员。有一年三伏天,我们县上举办了一期学习班,培训炮制技术人员,他穿个汗衫,穿个短裤,烧起灶火、边讲课边炮制,汗流浃背,不辞辛劳,白天晚上都干,这种精神是我们很多同志不及的,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我在同党外同志的共事当中,确确实实感到除了耀邦同志讲的那三条优点外,他们有很多的优点,特别是其中一条很大的优点就是正义感很强,对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不正,都有鲜明的是非观点。前面举的几位同志是这样,其他很多知识分子干部也是这样。这也是我能够鼓起勇气,同县委的同志一起,同歪风邪气作斗争的力量所在。

从我向工作对象学习中,看到了统战工作的巨大作用,进一步提高了我对统战工作的认识,增强了我进一步搞好统战工作、政协工作的信心。

信任

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党与非党要建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八个字,我个人的理解,关键是“信任”二字。在实践中我感到,如果我们只在口头上高喊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在实际工作中却不信任,在他的头上悬一把剑,还有什么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可言呢?叫人家怎样去工作呢?这怎么能调动起积极性呢?

古人有训,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唐太宗说:“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胆,实为国之大害也。”有人给唐太宗出了个识别哪些是忠臣,哪些是佞臣的主意:“愿陛下与群臣言,或佯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他听后批评那人说,待人要有诚意,不能靠权术辨其忠奸直佞。唐太宗的古训,对我们是有教益的。

我感到党外同志有很多我不及的优点,是我的老师,因此就很信任他们。政协成立过后,开始是罗纯一同志在主持政协日常工作,因为罗纯一同志是地下党员,了解情况,根据县委的决定,抽出来搞党史资料,这要花很大精力的,所以后来由程仲达主持政协日常工作。程仲达同志在我县是德高望重的,由他来主持政协日常工作,对团结党外人士更有利,大胆信任程仲达同志,这样做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平常和政协其他同志一样,党外同志定了的,让他们大胆去干,放手去干。当然,有的时候也可能决定不那么恰当,或是因为他们对整个情况不够了解,或是因为其他原因,我就毫不拘束地和他们商量,讲明整个情况,使他们感到不是强加于人,不是个人说了算。我平时和政协同志一道研究工作,也是有言直说,开门见山,我认为也是建立在“信任”二字之上的。

文化大革命前,称党外人士都称先生,现在一律称同志,我觉得这个称呼最亲切。在一次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我还以“我们都是同志”为题讲了一次话,就说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要实现四化,要完成三大历史任务,志同道合,不管是主席也好,副主席也好,常委也好,委员也好,都一律称同志。统战部和政协的党员,是合建的一个党支部,统战部与政协的关系,总的来说还处得可以,互相支持,互相尊重,因为目标一致,任务一致嘛。在政协内部,党与非党的同志融为一体。除了党员要单独过组织生活以外,看不出党与非党有什么界限。我们县委一班人也都是这样的。四大机构领导人联席会议已成为一个制度,凡是重大问题,都要请政协的同志一起研究,充分发表意见。党外同志的意见,总是认真听取。我们还邀请党外同志参加党的工作会议,并请他们上主席台。副县长谢素芳同志感到在党的工作会议上,由她来向下布置工作不合适,加上有个别党员负责同志在背后说二话,说什么党的会议由非党干部来给我们布置工作像什么话!县委一方面给下面同志做工作,宣传党与非党合作共事的政策,讲明无论是党员干部讲的,或是非党干部讲的,都是县委统一研究的,都要一样的、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一方面又给谢素芳同志撑腰壮胆,说明在党的会议上让你讲话,向下布置工作,是对你的高度信任,她很高兴。她分管科技工作和多种经营,是任劳任怨的,大胆泼辣,把家务事和困难问题放在一边,一心扑在工作上,受到干部群众的好评。

信任中包含着关心,关心的结果又加强了信任。党外的同志有什么困难,我总是请示县委,尽力帮助解决。党外同志病了,我和统战部、政协的同志都去看望。我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减轻了我的工作负担,更重要的是密切了党与非党的关系,相互都加强了信任。

支持

政协既不是权力机关,也不是执行机关,它是一个政治协商机构。而政协工作又牵涉到各个地方、各个部门。一般地讲,政协不可能单独完成某一件工作,一般都要与有关单位配合,加之还有一部分党的负责同志对新时期统战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对人民政协的性质、任务、地位和作用缺乏认识,政协在开展工作中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甚至非难。在这种时候,就需要县委出面支持,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在实践中,我们感到支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大造舆论,大力宣传新时期统战线仍然是一大法宝,为政协工作的开展鸣锣开道,发动各方面支持。第一,在各种党的会议上讲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讲新时期人民政协的性质、任务、地位和作用。第二,我们学习合川经验回来过后,请县委、人大、政府在家的负责同志参加,听取汇报,并且把合川的经验整理出来,加上批语,印发给政协委员和四大机构的每一位领导同志。副县长毛熙东同志还讲“合川那个经验好啊,是要做工作呀,做了工作确实很起作用!”那次我们传达汇报合川经验的时候,毛熙东同志到了会,还发了言,他觉得政协工作做好了,确实大有搞头,对党的事业大有好处。第三,是在全县党员干部中学习杨超同志在省政协的讲话,由县委组织部发了通知,要求公社以上单位的党支部以杨超同志讲话为内容,专门过一次组织生活。第四,“七一”期间,我们县委组织了一次党课,在大礼堂讲统一战线问题 ,县委在家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这次听党课的有九百多名党员,县委书记陈德静同志主持了会议。他说:“今天是我们党的生日。当我们作一个共产党员过自己生日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党外的同志,党外的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一道奋斗,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外同志同样要和我们一道建设四化、实现四化,所以今天利用党的生日这个时候,上统一战线的党课”这次党课,由我和统战部部长田祖禄同志分别讲了统一战线和台湾回归等问题。第五,凡是由政协出面召开的会议,我们都尽可能让较多的人参加,以扩大影响。第六,凡是涉及全民的活动,都以四家联名来举行一些会议。第七,发简报,办专栏。政协本身有简报,有专栏,政协的一些专题调查报告,县委还转发,以扩大影响。第八,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结束后,我们对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话进行了认真地学习传达,在县委领导下,先后召开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九次会议,进行传达学习。第九,党校设立了统一战线课,训练干部的时候,由统战部做这方面工作的同志来讲。第十,在省委统战工作会议回来后,我们将区、社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请来开会,传达省委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在会前对到会同志进行了考试,其中就有统战方面的内容,比如党的三大法宝是什么?多数同志知道,有的同志就答错了,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晓得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我们做党务工作的同志不晓得党的三大法宝是啥子,经过考试,发现这些问题,我们就提出来讲。通过这么一些工作来造舆论,使其各方面都知道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人民政协是干啥的。

二是政协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出面帮助解决,撑腰打气。县委、人大、政府的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过去都是这样做的。政协有什么困难,几家都很支持。胡伯琴同志还多次和政协的同志一起研究工作,县长周天明等同志亲自出面帮助解决政协的困难。比如说,我们政协科技工作组对农机厂出路问题进行调查的时候,遇到了困难,首先是抽人的问题。因为政协人手少,不可能都由驻会的同志去搞,有的科技人员没有驻会,有的本身又不是政协委员,或是政协工作组的成员,怎么办呢?要抽他,就遇到困难。我们抽到过一个局的副局长,是个党外同志,这个人工作积极,对机械有研究。抽他的时候,他局长说“你吃家饭,屙野屎”,不同意他来。我们找了部的负责同志,找了局的负责同志,讲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做了工作,最后来了。在汇报调查情况的时候,政协科技组的同志感到,有的涉及到领导班子的问题,还涉及到上面局的问题,汇报情况如果县委领导不参加,可能会有阻力。因此,分管工交的副书记李家秀同志和我都参加了,他们不好讲的事情我们讲。还比如说,我们县医院护士班毕业生的分配,我们有的局长,有的部长,不是所有的,有那么少数人,因为是自己的亲戚,或是自己的一些什么人,都纷纷去找卫生局,找医院的领导,要求留在县医院,留在身边,弄得医院很不好办。副主席吴传玲同志给我反映了这个情况,政协研究了这个情况,如果单由政协出面来解决不好办。因此,我们和吴传玲同志一起研究,采用民意测验的办法,凡是教过这班的老师,带过实习的医生,认为那些各方面条件都好,县医院又需要的,可以留下来,不管他是部长的也好,局长的也好,该下的一律下去。这样一搞,医院的医生反映很好。还比如,我们办农村科技知识报,在经费、房屋问题上都遇到一些困难,都是由县委的同志,国良同志呀,其他同志呀,共同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做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比如说,我们建设局的副局长孙运钊,是个工程师,党外同志,这个同志工作积极,认真负责。也是因为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找到政协来了。我们政协是党外同志之家嘛,统战部是党外同志之家嘛,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虽然他是建设局,我们还是有责任去过问。有一天,孙运钊同志去解决医院和糖业烟酒公司修房的纠纷。当时毛副县长到了场,决定了,过后医院少数医生不服。一天中午,七、八个医生跑到孙运钊家里去闹,那天下午,几个医生把糖业烟酒公司已经修起来的栏杆撬了。我听到这个事时,非常气愤。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就找来了宣传部的部长、卫生局的两位局长,医院的四位院长,到县委会议室开会,人人都谈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对这个事情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后来,好心的同志给我讲“张书记,你批评人要注意啊!不要随便批评人!”我说:“你这个意见我接受,感谢你的好意,但是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我不批评就是失职”我们这样做,孙运钊同志也感到县委、人大、政府、政协都支持他的工作,因此工作更积极了。在实践中我们感到,党外同志满腔热情工作,有的还是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来进行工作,遇到困难我们不去解决、不支持、不撑腰打气,实际上就是我们站在阻力这一方,给他们泼冷水,他们会怎么想呢?必然是认为费力不讨好,就会心灰意冷。

当然,在工作过程中,我们也和党外同志讲明,由于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不正,机构臃肿重叠,关卡林立,办事情难,不是一日之寒。因此,我们在工作过程中,不能急躁,不能冒进,要讲究方法,要有灵活性。否则,也会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造成工作的被动。我们给同志们讲明了这些道理,因此政协的同志在处理问题上都是比较好的,比较稳重的。

三是提供政协开展工作的条件,从这方面来支持。例如房屋问题、经费问题、办公用具问题。当然我们的房屋是比较紧的,人大和政协共同住中间这幢房子,开展工作还有些困难,政协的同志都理解这种困难。作为经费来讲,我们整个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我们县是个小县,财政收入少,比较穷。但是,县委、县政府在研究县机动财力的时候,下了最大的决心去年拨了五千多元,今年六千多元,去年政协实际上用了八千多元,因为要做工作,要向各方面联系要开一些会,没有钱就不好办。当然,我们要尽可能地节约,我们政协还适当添置了一些办公用具。便于工作的开展,我们还从组织上保证。统战部的几位同志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和政协配合得好。同时,县委还发了文件,各区、社分管组织的党委副书记分管统战工作,各区的宣传委员抓统战的具体工作;一些大的单位,知识分子比较多的单位,设立统战委员,组织上给以保证,给政协工作创造条件。